哲学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思考)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清风扑面的穿城河畔，当我们徜徉于繁花似锦的人民广场，当我们开着私家车穿行在商铺林立的准噶尔大街，当我们在铺着地暖、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凝望窗外的积雪，我们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今天，当我们尽可能逃避艰苦的工作，当我们喋喋不休地抱怨工作太重、待遇太差，当我们在与他人或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心烦意乱，当我们酒足饭饱而又牢骚满腹，我们认为这一切都理直气壮。

　　这一切真的理所应当吗？

　　这一切真的应该那么理直气壮吗？

　　之所以有这种轻飘与浮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历史、忘记了历史，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搞不清楚“我是谁”。

　　因此，那些创业者述说的往事决不是一堆无用的陈谷子、烂芝麻，它们是肤浅与浮躁心态的“定海神针”。

——克拉玛依日报专刊《第一代》卷首语摘选

　　谁 说 女 子 不 如 男

吴淑华 口述 日报记者 田华英 记录

吴淑华

　　1936年出生，女，汉族，安徽定远人。1957年调往克拉玛依，先后担任银行储蓄员、市筹备委员会成员、三八女子钻井队指导员、三八女子采油队队长、小学指导员、第二中学校长、市妇联主任、市教育处副处长、卫生学校党委书记等职务。1992年退休。

　　我家有盘光碟，那是我托人专门复制的。

　　这个光碟，是1959年八一制片厂专门到克拉玛依拍摄的三八女子钻井队的故事，里面记录了我们42位姐妹激情昂扬的创业片段。

　　每次看光碟，我就仿佛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一个个年轻美丽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女队长林道和与技术员刘小照（音）特别能吃苦，俄罗斯族姐妹丽达好学能干，司钻徐淑芳、钻工阿依夏木、架工于惠珍，还有陆小仙、殷子菊、孔宪荣、焦世英……

　　51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都已成耋耄老人了，有些远调外地，有些已长眠于克拉玛依。

　　她们在最艰苦的年代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却没能享受到今天的美好生活。

　　所以，这盘光碟，我总是看一次，笑一次，哭一次。

　　1958年10月，三八钻井队队长吴淑华在大会上发言。

　　弄 假 成 真 进 钻 井 队

　　其实，我能当三八女子钻井队指导员，是假戏真做的结果。

　　1958年，克拉玛依成立了建市筹备委员会，主任是秦峰，成员从各个单位抽，要入党早的，出身好的，有点文化的。我从银行被抽上了。

　　1958年7月，玉门开始石油会战。

　　筹备委员会派我前往玉门学习他们建市的经验。

　　离开玉门前一天，玉门油田召开了万人表决心大会。场面很宏大，康世恩、余秋里、张文彬等领导都在台上坐着，秦峰带着克拉玛依代表团坐在台下。

　　台上来自各油田的代表队纷纷发言。正热烈着呢，一位秘书拿着封电报找到秦峰。

　　当时克拉玛依代表团就三位女同志，秦峰看完电报找到我，说克拉玛依成立了三八女子钻井队，让我写个讲话稿代表克拉玛依上台向大家报喜。

　　我也不懂啊，写了个讲话稿就冲上主席台了。

　　我对会议主持说，我是克拉玛依代表团的，我们成立了女子钻井队，我是来报喜的，你得让我发言。

　　康世恩也发现了我，问明情况后说：那就让她发言吧。

　　发言的人多，得排队啊，我等不及了，看一个人刚说完，就冲到话筒跟前。

　　等前面那人刚一讲完，我立马扯过话筒说：我是克拉玛依代表团的，我向大会报喜，我们成立了三八女子钻井队……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当天晚上会餐，其他油田的人都端着酒杯到处问：克拉玛依穆桂英井队代表在哪呢？都来给我敬酒，还说下次就到克拉玛依去开现场会，要看看女子钻井队咋干活的。

　　回到克拉玛依没几天，只金耀书记找我谈话，把我调到了三八女子钻井队当指导员。

　　就这样，弄假成真，我成了三八女子钻井队的一员了。

在“三八”女子钻井队开钻典礼上，原石油局局长张文彬与钻井队指导员吴淑华亲切握手。

　　4 2 个 人 的 生 命 更 重 要

　　1958年8月，我把不满10个月的大女儿交给了一位近70岁的保姆，就上井了。

　　突然断奶吃奶粉，孩子很不适应，总是拉肚子、感冒，所以三天两头跑儿科。

　　1959年年初，麻疹、痢疾和肺炎同时袭击了大女儿，两次报病危都抢救过来了。

　　两次抢救，我都不在身边。

　　钻井，是石油战线上最艰苦、最危险的行业，随便从井架上掉下个螺丝钉都有可能夺人性命。

　　所以，我白天晚上都呆在井队上，一刻也不敢离开，生怕姐妹们出点啥事。

　　1959年年初的一天，浅钻大队李书记派秘书带车到井队上接我，说让我到矿区开会。

　　我赶紧回宿舍换了衣服，跳上车走了。

　　眼看着车怎么到医院门口了？我正纳闷呢，这位秘书才跟我说，你女儿报病危，赶快去看看吧。

　　我冲进医院，只见瘦瘦小小的女儿鼻孔里插着氧气，小脸铁青。

　　我的心像被重重打了一拳，缩成一团。

　　阿姨在一旁抹泪斥责：你再忙，也不能不要孩子吧？丈夫在一旁默不作声。

　　我急了，跑去求大夫，让他们救救女儿。

　　回到病房，我趴在病床上，亲亲女儿的脸蛋跟她说：不是妈妈不想你，而是真的走不开。

　　噙着眼泪，我又回到了井队。

　　不是我狠心，是我觉得42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孩子毕竟还有人一对一照看，而钻井队那么多女人的背后，是一个个完整的家，他们出事了可咋办呀。

　　让我自豪的是，在那个事故频出的年代里，除了肖云清（音）因为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小腿骨折外，再没出过任何工伤事故。到解散那天，三八女子钻井队的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是完整的。

　　朱德同志在克拉玛依和三八女子钻井队女工握手。（一九五八年）

　　女 子 当 做 男 人 使

　　我们三八女子钻井队共有42名队员，由8个民族组成。

　　当时浅钻大队给我们女钻每个班都配备了最优秀的男师傅担任领班，他们是赵孝贤、蔺国同、李二轩，队长李焕祥兼任一个班的领班。

　　其余的都是女同志。

　　抬钻杆、扛水泥、上井架……全得靠人工肩扛手拉。女子钻井队成立没多久，就有人退队，有的是家里孩子太小没人管，有的恐高，一爬井架腿就发抖……

　　虽然我们女子钻井队钻的都是浅井，井架相对较小，但重达上百公斤的钻杆一样要扛，两个人扛不动，就三人扛。

　　固井最累人。

　　固井时间越短越好，几车水泥来了，我们这些女人，肩上扛一包，胸前抱一包，一路小跑地送……

　　两包水泥的重量都超过一些姐妹的体重了。

　　这样来回跑着，等把水泥都搬完，我们一个个都散架了一样瘫在戈壁滩上……

　　女子钻井队成立的时候，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到男井队上学习一个星期后，我们就开始在黑油山打井了。

　　夏天的戈壁滩，没水、没树，温度高达四五十摄氏度，井架子晒得发烫，手碰上去皮肤立马被烫成白色，必须戴上手套才能干活……

　　到中午该吃饭了，带的馍硬得像石头，大家就着咸菜沾着水吃。

　　水少，很快就喝完了，姐妹们的嘴唇干得裂口，渴极了，只好喝漂满柴油、机油、汽油的循环水。

　　听别人说，渴极了，人连尿都喝，这话以前我不信，到了井队上，我信了。

表彰会上奖励女子钻井队一支优质钻头。克拉玛依日报资料图

　　真 不 是 为 了 钱

　　夏天难熬，冬天更难熬。

　　冬天，大家都穿着重达五六公斤的光板老羊皮和毡筒，一个个跟北极熊似的，连车都爬不上去。

　　于是，车上的男同志往上拽，底下有人托着我们往上举。下车时，则双手抱着脸和头往车下一滚。

　　钻井，就靠水和泥浆。冬天，水和泥浆溅到身上很快就结冰了，大家像穿了铠甲，相互之间碰上了就是“咣当”一声。

　　朱桂芳（音）是采油机工，冬天有棉帽子也不敢扎紧耳朵，她要随时听机器的声音，那耳朵常冻得流黄水，鼻子也冻肿了。

　　她丈夫不忍心看妻子受苦，就劝她说：别干了，咱家又不缺你那几个钱。

　　可朱桂芳跟丈夫说：我们不是为了钱，解放了，我们妇女也能和你们男人一样建设新中国。

　　我们真不是为了钱。那时候工资才34块多，一罐红星牌奶粉5块钱，一个月孩子要吃六七罐，干一个月，连孩子的奶粉钱都不够。

　　我还记得，大家第一次领到工资后，很多人都带着丈夫和孩子去东方红逛商店，请丈夫看电影，给孩子买糖果，自豪极了。

　　我们第一次在黑油山脚下打出油后，姐妹们兴奋地抓起黑油相互抹在脸上、身上，那种斗志和豪情、那种喜悦劲儿，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手 挽 手 顶 风 上 井

　　战严寒，斗酷暑，挑战体力极限……在恶劣的环境和高强度工作下，三八女子钻井队的姐妹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58年深秋的一天，十二级的狂风怒吼着，班车送不了班。

　　当天，司钻徐淑芳带着上一班的姐妹已经在井上干了一天。

　　我心里那个急呀，不知道换班的姐妹们能否按时接班。

　　没想到，到上班时间，接班的姐妹们都扎着围巾从矿区的四面八方赶来了。我当时心里一暖，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家抱在一起哭。

　　我们到食堂买了些馍，带些水，手挽手顶着风往井上走，有人提议说，指导员，咱们唱首歌吧。

　　我说，那大家就各自唱自己家乡的小调吧。

　　寒风呼啸，一群女人，手挽手，哼着南腔北调的小曲，走三步，退两步……

　　那种女人由内到外喷发出的热情、豪迈和激情，至今想起来，都让我热泪滚滚……

克拉玛依日报资料图

　　我 们 从 哪 里 来 ？

　　克拉玛依日报总编辑 唐跃培

　　一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这是哲学的三大基本问题。

　　对一个人而言是这样，对一座城市呢？

　　也如此。

　　这三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对于我们来说，迫切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要到哪儿去”。而要知道“到哪儿去”，就必须先弄清楚“我是谁”；要知道“我是谁”，就必须先弄清楚“我从哪里来”。

　　我们克拉玛依人要到哪里去？我们未来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应该在哪里、应该是什么样？

　　那么，我们克拉玛依人是谁？

　　那么，我们克拉玛依人从哪里来？

　　二

　　要弄清楚克拉玛依人从哪里来，就必须回望历史。

　　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特有的历史中来，克拉玛依人从自己这个群体特有的历史中来。

　　“我从哪里来”的答案蕴含在历史之中，“我是谁”的答案也蕴含在历史之中。

　　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一遍一遍重温历史乃至一遍一遍重写历史的原因。

　　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我们需要不断地确认自己。

　　而历史中最珍贵的东西，往往不在那些宏大庄严、热烈喧嚣的大活动中，也不一定在“大人物”做的大事情中。历史中最珍贵的东西，那些蕴含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答案的东西，往往在普通人经历的一些生动的琐事、新奇的细节之中。

　　那些细节，那些历史的瞬间，往往蕴含着一个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独特精神。它们是这个群体精神家园中熠熠生辉的珍珠，将世世代代照亮这个群体后继者的精神世界。

　　刹那即永恒。

　　三

　　克拉玛依人这个群体的历史，无疑始于克拉玛依油田正式勘探开发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因此，克拉玛依人这个群体要扣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无疑应首先回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艰难的创业岁月。

　　由于前面所说的原因，我们无意像历史学家那样严谨、冷峻、系统地去考察书写那段历史，我们只希望能从亲历者口中，尽可能多地重现那些“刹那即永恒”的历史瞬间。

　　再说，当年的创业者不少已驾鹤西去，幸存的大多已八九十岁高龄，再不动手，那些珍珠般的瞬间恐怕就将湮没于我们的愚蠢与麻木。

　　于是，我们的记者走近克拉玛依的创业者，走近第一代克拉玛依人，静静地倾听历史的声音。

　　四

　　采写《第一代》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多地搜集“刹那即永恒”的历史瞬间，我们无意把《第一代》制作成创业年代的“光荣榜”或“群英谱”，尽管讲述者中不乏当年的英模。

　　因此，我们在选择采访对象时，首要的标准是“有故事”。我们希望通过亲历者的述说，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创业年代的自然环境、物质条件、社会氛围、精神状态、豪情壮举、居家琐事、微妙心理、独特言行……

　　我们坚信，在这些琐事与言行中，包含着克拉玛依人这个群体精神层面的遗传密码和基因，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答案，也一定蕴含其中。

　　五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清

　　风扑面的穿城河畔，当我们徜徉于繁花似锦的人民广场，当我们开着私家车穿行在商铺林立的准噶尔大街，当我们在铺着地暖、温暖如春的房间里凝望窗外的积雪，我们认为这一切都理所当然。

　　今天，当我们尽可能逃避艰苦的工作，当我们喋喋不休地抱怨工作太重、待遇太差，当我们在与他人或其他地区的比较中心烦意乱，当我们酒足饭饱而又牢骚满腹，我们认为这一切都理直气壮。

　　这一切真的理所应当吗？

　　这一切真的应该那么理直气壮吗？

　　之所以有这种轻飘与浮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历史、忘记了历史，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搞不清楚“我是谁”。

　　因此，那些创业者述说的往事决不是一堆无用的陈谷子、烂芝麻，它们是肤浅与浮躁心态的“定海神针”。

　　六

　　仔细倾听创业者的诉说可以发现——

　　他们无一不认为当年的条件是恶劣的、工作是繁重的、日子是艰辛的；

　　他们又无一不感到当年的精神是昂扬的、心里是敞亮的、日子是快乐的。

　　尽管他们中的个别人由于种种原因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依然对那个年代充满留恋。

　　为什么？

　　因为有理想，因为他们坚信一个美好幸福的社会一定会在自己勤劳的双手上冉冉升起；

　　因为有信念，因为他们坚信奉献祖国与帮助他人是人生最大的价值；

　　因为有激情，因为他们坚信劳动与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自私与懒惰。

　　有了理想与信念，无论物质条件是匮乏还是丰厚，我们都能生活得激情四射、快乐爽朗。

　　失去了理想和信念，无论物质条件是恶劣还是富足，我们都必然陷于无聊、浮躁与沮丧。

　　七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艰难创业岁月中来。

　　我们是谁？

　　我们是那些青春与信念作伴、理想与激情共燃的创业者的后代，承担着打造“世界石油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克拉玛依的使命。

　　我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建设一个物质富足、环境优美而理想、信念与激情的精神旗帜又始终高高飘扬的幸福的克拉玛依。

图文编辑 李浩